第十四次台灣文學例會：「1949 相遇在歷史的關鍵上」活動側記

文／姚旟荃（台文所碩一）、李鴻駿（台文所碩二）

　　台文文學研究會第十四次例會僅訂於2017年6月2日於人社院C309盛大舉行。由本次例會主持人清大台文所副教授王惠珍、助理教授陳芷凡擔任主持人，並邀請到清大中文所教授楊儒賓、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智明前來與談，一同討論「1949 相遇在歷史的關鍵上」此一議題。

　　楊儒賓以「1949 與中華民國路線」出發，他觀察到台灣社會在「太陽花運動」之後，基於對國民黨政權，及其所象徵的「中華民國」此一符碼的遲疑或厭惡，某種程度上鞏固了「台灣獨立」的認同。相較於過去對於此政治符號的積惡論述，他改採取較積極的觀點談論中華民國路線及1949的內涵意義。他以相關書信文獻例證，新儒學的代表唐君毅、牟宗三、徐復觀對中華民國政權的不信任，然而面對立基於「階級史觀」立國的中共，1949年的大革命是一種

對中華文化傳統的否定與背叛。因此，楊儒賓認為，這些文化傳統主義者選擇了的中華民國路線，應與中國國民黨路線畫分開來重新審視兩者間又集合又矛盾的關聯。若能有這樣的區別差異，「中華民國」的再討論，無論台灣或中共，皆會有更加豐盈的對話。

    王智明則是強調學科跨界的重要性，1949年不只是中華民國與中國的單一事件，1949年的流動與遷徙，同時包含了北美、東南亞與其他地方。因此，從不同的角度、立場與時空去看待1949，將會是相當有趣而有必要問題化的議題。他以曾參與過的計畫為例，接觸到了大量關於1949年的第一手資料，最令他震撼的是一篇名為〈接管天下〉的文章，裏頭細數中共接管北京之後，該如何接管北京城的各種事宜，包括糞便處理、食物調配、交易等等最基礎的民生問題。這也促使了王智明的再思考，從國民黨史觀當中，我們從來沒有機會去認識，「接收」與被「接收」了什麼。無論政治意識形態的光譜座落何處，都必須理解1949年的意義，不單單只是「接收」、「撤退」等字詞，而是有一套更需要釐清、細緻分析的多元視角的整理，以時至今日台灣歷史時空點來說，反而是更重要的。

    兩位講者帶來了精彩的思辨之外，台下同學亦是相當踴躍發問，台文所碩三黃煜安同學認為，台灣古典漢詩人與日人其實有相當良好的互動，並不如《1949禮讚》所言「百年來的儒學在台灣始終是一個抗議者跟建構者的角色」而提出請益。